主页 > 联系我们 >

这些标志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时间:2019-04-10 09:35

来源:未知作者:admin点击:

姚洋、史正富、孟捷等认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观点并不能满足于解释、服务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的丰富实践和现实运行,要发展、丰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探索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这里的“新政治经济学”和汪丁丁所提的“新政治经济学”概念内涵是不同的)。
在此,还必须突出介绍,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曾有一大批经济学家,他们不是仅仅单纯从事理论创新,而是“问题导向”的。他们立足于中国、根植于伟大的改革开放实践,重点投身于研究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重大的政策、制度问题,并孜孜不倦地进行理论的创新。从1979年开展“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大讨论开始,到于祖尧在国内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苏星首次提出“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等,这些标志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转型。
到今天,人们开始了既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又包括现代西方各种经济学流派的探索(程恩富,2005)。出现了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多种提法。在这些学者那里,始终如一地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理论上从马克思经济学出发,同时积极探索当代马克思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这一点与上述姚洋、史正富、孟捷等学者探索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有相似之处,都是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脉络出发,不过这批学者的明显特征更是“问题导向”。紧贴中国现实问题,紧扣阻碍中国民富国强中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其研究往往多是既指出了应该干什么(目标)、怎么干(选择什么战略与政策),又指出了为什么这么干的理由(思想)。
他们尽管没能像马克思、亚当·斯密、凯恩斯等大家那样提出具有宏大的“范式革命”性质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贡献了智慧,同时对推动40年“中国奇迹”的形成以及重大政策制度的制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40年来,这方面早期的代表人物有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等,近期的代表有马洪、刘国光、厉以宁、吴敬琏等。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文献,严格说既不属于纯理论总结,也不属于纯经验总结,将其归于经济史、经济政策史、转轨政策史较妥。之所以说“较妥”,是因为相关文献中的重点是通过比较中外经济史、转轨政策史的宏大历史叙述,探索“中国奇迹”的秘诀。有的力图体现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从“中国奇迹”逐步形成、演化的逻辑出发,在批判现代经济学及其衍生物——华盛顿共识与新制度经济学过程中,回归、修正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并进行理论创新。典型的,如文一(2016)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其叙述的方法是经济史与理论创新的“结合”。
纯就“胚胎发育”中的“思想性”而言,是偏重于学术理论,但是叙述的重点、大量的篇幅,突出在中国改革开放、转轨阶段的经济政策演变上。从叙述的政策内容分析其背后的学术范式及其渊源“影子”,该书并没有探索从“胚胎发育”到胚胎发育“结束后”是否有另外什么独立的“范式”框架和理论内容的意志。就该书大量的引文与思想看,似仍为从古典经济学出发,力图丰富亚当·斯密的市场理论和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然而,若就片段的转型经济学(罗兰,2000)内容看,又不失为经济学的一门独立分支,可否被包含在热若尔·罗兰(Gerard Roland)的转轨经济学理论中?
【责任编辑:admin】
热门文章 更多>>